前言：一份"反直觉"的判决

对绝大多数刑事辩护律师而言，看到"缓刑考验期内又犯新罪"这几个字，第一反应通常是叹气——按照刑法第七十七条的明文规定，这意味着前罪的缓刑必然被撤销，被告人极可能要进去服实刑。相当多的司法实务观点甚至认为：因缓刑考验期内再犯新罪而被撤销缓刑、数罪并罚的，不得再宣告缓刑。

但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的一份判决，给出了相反的答案。

据公开审理信息，付某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由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2025年12月16日），2026年6月25日作出一审判决：本罪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拘役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因其尚处于前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的缓刑考验期内，撤销前罪缓刑，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宣告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一万元。

换言之：一个已经在缓刑考验期内的人，又犯了一个同种罪名，最终的结果是——一天牢都不用坐，缓刑照旧。

这个结果，比"争取到缓刑"本身更值得研究。因为它涉及的，是缓刑制度里最容易被忽视、也最有辩护价值的一个技术分野："缓刑考验期内犯新罪"与"缓刑考验期内发现漏罪"，在法律后果上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轨道。

本文即以本案为样本，梳理这类案件的五个核心辩护战场。

一、案件基本情况与信息边界

从公开信息可以确定的事实有三项：

第一，被告人的身份状态是"缓刑考验期内的罪犯"。 付某此前已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这是一个不轻的刑罚——本文稍后会说明，能够拿到这个判决本身，就意味着前案的处理已经是一次成功的辩护结果。

第二，本次被追诉的罪名与前罪相同，都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这一点在辩护上有特殊意义：同种罪名意味着两次行为很可能发生在同一段职业经历之中，行为之间存在天然的时间交叉与事实重叠，这恰恰是辩护空间所在。

第三，本罪的处理结果极轻——拘役六个月。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2〕5号）以及此前的法释〔2010〕18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法定刑有三档：一般情形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拘役六个月"处于最低一档的最低区间，通常对应较小的吸收金额、较边缘的参与地位，以及较为充分的从宽情节。

信息边界提示： 本案审判时，本罪行为的实施时间、与前罪的关联关系、是否存在自首或立功、是否全部退赔、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等一系列关键事实，目前均未见公开披露。这些事实恰恰决定了本案辩护的成败。下文的分析，即围绕这些待查事实展开。

二、法律框架：刑法第七十七条的两条轨道

（一）两条轨道，两种命运

刑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犯新罪或者发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撤销缓刑，对新犯的罪或者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罪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本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

立法条文中并列了两种情形：

• 情形一：缓刑考验期限内犯"新罪"——指本罪行为发生在缓刑判决宣告之后；

• 情形二：缓刑考验期限内"发现漏罪"——指本罪行为发生在缓刑判决宣告之前，只是在缓刑考验期内才被发现。

两种情形的共同后果都是"应当撤销缓刑"，但在"撤销缓刑、数罪并罚之后能否再次宣告缓刑"这一关键问题上，学界与实务界的主流意见截然不同。

（二）数罪并罚后能否再次宣告缓刑

对于"犯新罪"的情形，主流观点认为不能再宣告缓刑。 理由很直接：缓刑的法定条件之一是"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刑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被告人在缓刑考验期内又实施犯罪，恰恰以行为证明了其"再犯罪的危险"依然存在，这一法定要件无法满足，自然不能再宣告缓刑。这也是多数司法机关在宣传案例中反复强调"缓刑不是免罪金牌"的落点。

对于"发现漏罪"的情形，则存在明确的从宽空间。 最高人民法院1985年《关于人民法院审判严重刑事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答复（三）》曾明确指出：在缓刑考验期限内，发现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依法应当数罪并罚，如果仍符合缓刑条件的，仍可宣告缓刑。该答复虽因刑法修订而不再作为裁判依据被直接援引，但其确立的处理逻辑在实务中一直被参考。

其背后的法理在于：漏罪之所以"漏"，未必是被告人刻意隐瞒。 共同犯罪案件分案办理、异地办案机关沟通不畅、侦查进度不一，都可能导致一名被告人的多起犯罪事实被拆成两个案件先后处理。在这种情况下，把这笔账全部算成"主观恶性深、无悔罪表现"，并不公平。因此实务中形成了一条相对细化的判断规则：因前罪诉讼中故意隐瞒罪行、企图逃避处罚而形成漏罪的，撤销缓刑后不宜再宣告缓刑；因认识不到位或者其他客观原因形成漏罪的，可以根据案件实际情况继续适用缓刑。

（三）真正的时间节点：行为实施时间，而非被发现的时间

由上述分析可以推出本案辩护的第一条主线：

决定命运的不是"什么时候被发现"，而是"犯罪行为什么时候实施"。

• 如果本罪的吸存行为全部发生在前罪判决宣告之后，那就是"新罪"——按主流观点，缓刑基本不保；

• 如果本罪的吸存行为全部发生在前罪判决宣告之前，那就是"漏罪"——缓刑有明确的争取空间。

更进一步，如果前罪判决宣告之后被告人已经彻底退出该业务，或者行为跨越了判决宣告日，那么就必须做数额切割：把宣告日之前的部分归入"漏罪"，把宣告日之后的部分另行评价。切割之后，"新罪"部分的数额越小，撤销缓刑的必要性就越弱，越有机会说服法院认为被告人"没有再犯罪的危险"这一要件仍然成立。

本案最终呈现出"同种罪名、极轻本罪、缓刑照旧"的组合，从结果反推，本案存在几种可能：其一，本罪属于"漏罪"（行为发生在前罪判决宣告之前），法院据此认定符合缓刑条件；其二，行为跨期但数额已经被有效切割，新罪部分极轻；其三，法院整体采纳了"漏罪可再缓"的处理逻辑。无论属于哪一种，其辩护路径都是下文要展开的内容。

三、第一战场：把"新罪"争取为"漏罪"

这是本案类型案件中最有价值的辩护工作，全部围绕"时间"和"事实同一性"两个词展开。

1. 固定本罪行为的起止时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典型的"持续性、营业性"犯罪，其行为跨度往往以年计。辩护律师应当逐笔梳理吸存的资金往来记录，确定最早一笔与最晚一笔的发生时间，并与前罪判决的宣告日进行比对。这一比对的结果，直接决定了本案适用哪一条轨道。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非吸类案件中"行为时间"的认定存在多个可选口径：宣传推介时间、合同签订时间、资金到账时间、返息时间、业务员在职时间。这几个口径在个案中可能相差数月甚至数年。辩护律师要做的是主动构建对被告人最有利的时间口径，并用客观证据（银行流水、劳动合同、社保记录、公司注销文件）把它钉死，而不是被动等待侦查机关的认定。

2. 切割业务链条。非吸案件中的被告人，往往在不同阶段任职于不同层级、不同主体。如果被告人只是某个门店、某个团队的业务人员，那么其个人行为的时间边界就很清晰。反之，如果被笼统地认定为"某公司吸存行为的参与者"，时间边界就会被拉得很宽。因此，厘清被告人个人的职权范围、团队归属、提成计算方式，是从整体行为中切出个人行为的关键。

3. 同一事实不得重复评价。这是同种罪名前后两案最需要警惕的陷阱。如果本罪指控的储户名单、资金金额、合同编号与前罪判决书认定的部分存在任何重叠，都必须逐项剔除。重复计算不仅直接抬高涉案数额，还会造成"前罪已罚、后罪再罚"的双重处罚。辩护律师应当调取前罪判决书及其认定事实的明细，与本案指控的明细做逐笔比对，形成对照表提交法庭。

四、第二战场："发现"时间点与缓刑考验期的赛跑

这是一个更少被关注、但可能直接决定结果的战场。

（一）"发现"的含义与时间点。 刑法第七十七条对"犯新罪"限定的是实施时间，对"发现漏罪"限定的则是发现时间——必须是在缓刑考验期限内发现。这意味着一道硬性的时间闸门：如果漏罪是在缓刑考验期届满之后才被发现的，就不能撤销缓刑，只能对新发现的罪单独定罪处罚。

关于"发现"的标准，实务中存在不同理解：有主张以侦查机关立案侦察之日为准的，有主张以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之日为准的，也有主张以法院受理立案之日为准的。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立场出发，以立案作为"发现"的时间点更为妥当，因为刑事立案之日才是国家追诉权正式启动之时。

（二）本案的时间账需要算清楚。 本案于2025年12月16日由甘井子区法院立案受理。那么关键问题是：

• 前罪判决何时作出？缓刑考验期五年，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起止日期是哪一天到哪一天？

• 本罪的"发现"（立案侦查或者移送起诉）具体发生在哪一天？

• 本罪的"发现"日，是否落在前罪缓刑考验期之内？

如果本罪的立案或移送时间晚于前罪缓刑考验期的届满日，辩护律师就有充分的依据主张：本案属于"考验期满后才发现漏罪"，依法不能撤销前罪缓刑，只能对本案单独定罪量刑。 在那种情况下，本罪的最终结果就只是拘役六个月——而由于本案本罪的宣告刑本身是拘役，若在本案中另行争取缓刑或者适用更轻的执行方式，结果是被告人完全不需要回到监狱。

这条辩护路径的技术含量在于时间证据的精确取证：前罪判决书的生效日期、缓刑交付执行的法律文书、社区矫正的接收与期满解除文书、本案的受案登记表与立案决定书，四份文书的日期必须全部调取并逐一对齐。这属于"看起来枯燥、实际可能一招制胜"的工作。

五、第三战场：数额认定

即便定性问题解决，数额仍然是决定量刑档次的核心变量。

（一）三档量刑与数额门槛。 依据现行司法解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数额档次大体为：数额100万元以上（或者吸收对象150人以上、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500万元以上（或者对象500人以上、损失25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同时需注意，相关司法解释历经2010年、2022年两次调整，具体门槛与罚金幅度须按行为时的有效解释适用，这是排非类案件中经常被忽略的辩护点。

（二）四类应当剔除的数额。 在非吸案件中，下列金额通常有充分的剔除依据：

1. 行为人本人及其近亲属投入的资金——这部分不具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的特征，是通说的排除项；

2. 单位内部人员投入的资金——若吸收对象限于本单位职工且未向社会扩散，一般不属于社会公众；

3. 重复投资、以息转本部分——许多非吸案件的"复投"金额被重复累计，导致账面数额虚高，应当要求逐笔区分本金与利息转存；

4. 已实际兑付并清偿的部分——虽然兑付金额不完全等于犯罪数额的扣减项，但它直接影响"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认定，从而影响量刑档次与追赃范围。

（三）临界值辩护。 如果本案本罪的涉案数额恰好卡在某一档门槛附近，那么任何一笔性质的争议都可能决定量刑档次，进而决定能否继续适用缓刑。对"数额是否达到门槛"的质疑，是性价比最高的辩护之一——因为门槛一旦未被跨越，法定刑区间立即下降到三年以下，缓刑的适用前提就成立了。

六、第四战场：并罚规则与罚金刑

本案在并罚的技术处理上，也有两处值得留意。

（一）拘役与有期徒刑并罚。 刑法第六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前罪所判为有期徒刑三年，本罪所判为拘役六个月，因此数罪并罚后只需执行有期徒刑三年，拘役被有期徒刑吸收。这解释了判决主文"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的由来。

这里有一个实务细节：刑法第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数罪并罚"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本案总和刑期为三年六个月，最高刑期为三年，法院最终取法定下限三年，已经是最轻的并罚结果。这意味着法庭在量刑上对被告人采取了明显的从宽态度——辩护律师在庭上必须把这一点明确指出来，因为并罚后仍然宣告缓刑，需要法院在"没有再犯罪的危险"这一要件上作出相当积极的评价。

（二）罚金刑是否合并执行。 本案判决的罚金为十一万元，从前罪与本罪的判决情况看，前罪罚金与本罪罚金（六万元）应当是合并执行的。这里存在一个在实务中看法不一的技术问题：有观点认为，撤销缓刑并非撤销原判决，原判决关于罚金刑的内容仍然有效、可以强制执行，因此不应再与前罪罚金合并计算，否则会造成两个有效判决的既判力冲突；也有观点认为，依照刑法第六十九条第三款"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的规定，应当合并。

这一分歧对被告人是有现实意义的：如果前罪罚金已经缴纳完毕，再将其并入并罚后的罚金总额，可能导致重复缴纳。辩护律师应当核查前罪罚金的缴纳凭证，并在辩护意见中明确请求法庭说明罚金总额的构成，避免被告人为同一笔罚金付出两次代价。此外，若被告人确因经济困难无法一次性缴纳，还应同步申请分期缴纳或者减免。

七、第五战场：从犯地位、退赃退赔与认罪认罚

本案本罪仅获拘役六个月，从量刑结果反推，下列从宽情节大概率已经存在，也应当在辩护中持续强化：

（一）从犯地位。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通常是组织化运作，存在实际控制人、管理层、门店负责人、业务员等多个层级。如果被告人在其中只承担接待客户、签订合同、收款登记等执行性工作，不参与决策、不支配资金、不分配利润，就应当依据刑法第二十七条主张从犯，请求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这类案件中，从犯认定不仅影响量刑，还会实质影响法院对"再犯罪危险"的判断——一个被雇佣的、拿固定提成的底层业务员，与社会公众眼中的"非法集资老板"，在社会危险性评价上完全不同。

（二）退赃退赔与挽回损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相关司法文件均明确，案发前后积极退赃退赔、有效减少实际损失，可以从轻处罚。尤其是在提起公诉前退赃退赔，对于争取缓刑具有决定性作用。辩护律师应当在审查起诉阶段就推动退赔工作，而非等到庭审时再提出。

（三）认罪认罚与自首、坦白。 认罪认罚从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与自首（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坦白（第三款）可以叠加适用。对于缓刑考验期内的被告人而言，其是否"到案后如实供述""主动交代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事实"，还会反过来影响对本罪究竟属于"漏罪"还是"新罪"的评价——主动交代此前未被发现的罪行，本身就说明其主观恶性较弱、悔罪态度真实，这正是"漏罪可再缓"逻辑的适用前提。

八、辩护效果评估：本案最值得关注的三点

抛开具体案情，本案作为样本的价值集中在三点：

第一，它证明了缓刑考验期内再犯同种罪名，"一天不坐"并非不可能。 这条路径的技术核心是时间节点，而不是求情。实务中有大量辩护律师在发现被告人处于缓刑考验期后，直接放弃了对"是否撤销缓刑"的争取，把全部精力放在本罪的量刑上——这是一种战略性放弃。正确的做法是：先判断有无"漏罪"空间，再判断有无"考验期满后才发现"空间，最后才处理本罪量刑。

第二，量刑上的"下限取齐"值得注意。 数罪并罚决定执行三年，取的是法定下限；本罪判处拘役，取的是该档最低刑种。这种"双下限"的处理，说明法庭对被告人的整体评价是宽松的。辩护律师在庭上的任务，就是把支撑这种宽松评价的证据（退赔凭证、社区矫正期间的良好表现、家庭情况、稳定职业）完整地呈现在法官面前，让"没有再犯罪的危险"这一要件有充分的材料支撑。

第三，本案同时展示了"缓刑不是护身符"的边界。 付某在缓刑考验期内被再次追诉，无论如何都是一次代价不小的经历：需要重新经过完整的侦查、起诉、审判程序，需要承担新的罚金，也需要面对社区矫正期限的重新计算。对于仍在缓刑考验期内的当事人而言，本案是提醒，不是安慰。

九、对辩护实务的启示与行业警示

对辩护律师的五点提示：

1. 接到案件后第一件事，是查清被告人的缓刑状态与时间轴。 前罪判决日、缓刑起止日、本罪行为实施时间、本罪立案与移送时间——这四个日期一旦画在一条时间轴上，辩护的主战场就清晰了。

2. 不要默认"缓刑必须被撤销"。 "漏罪可再缓"是存在明确依据的实务路径；"考验期满后发现漏罪不能撤销缓刑"更是写进条文的硬规则。

3. 时间证据的取证要主动、要精细。 判决生效证明、缓刑执行通知书、社区矫正解除矫正文书，这些材料往往需要辩护律师主动推动调取，侦查机关未必主动收集。

4. 数额的逐笔核对不可省略。 同种罪名前后两案，重复评价是最大的隐性风险，而它对量刑档次的影响往往是决定性的。

5. 并罚后的罚金构成要问清楚。 十一万元中哪部分是前罪罚金、是否已经缴纳、能否抵扣，都应当查明并明确写入辩护意见。

对从业人员与投资者的三点警示：

1. 缓刑考验期是一道真实的法律红线。 缓刑期内任何一次新的违法经营行为，都可能同时触发"撤销缓刑"和"新的刑事追诉"，其代价远远超过单个犯罪本身。

2. "换个平台继续做"不是解决方案。 本案被告人前后两案均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说明一旦形成路径依赖，风险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会跟随执业经历长期积累。

3. 业务员同样可能被追诉，但辩护空间真实存在。 从本案本罪仅判拘役六个月可以看出，参与程度、退赔情况、认罪态度对结果的影响是实质性的。越早退出、越早退赔、越早如实交代，代价就越小。

结语

本案看似是一个"结果不错"的个案，实则浓缩了缓刑制度中一个技术性极强、实务价值极大的判断分野："犯新罪"与"发现漏罪"，一字之差，两种命运。

对辩护律师而言，这类案件提醒我们：当刑法条文里出现"或者"的时候，就是辩护工作应该开始的地方。 每一处并列的构成要件，都可能成为案件走向的分岔口；而把被告人送到分岔口上正确的那条路上，恰恰是辩护最有价值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