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全景：

三个男人的十五年"创业"

1.1 三名被告人画像

徐某升（第一被告人/实际控制人）

• 1989年：因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 1992年：再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 2005年：假释出狱

• 本案角色：恒泰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主导资金募集与调配

• 庭审自述：2006年向亲友及银行借款800万元研发"垃圾环保再生煤"项目；2006年至2015年间累计投资超6000万元；称"无主动犯罪故意，系自保融资"

李某杨（第二被告人）

• 1994年：因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狱中与徐某升结识）

• 本案角色：管理财务系统，参与资金归集

• 庭审交代：养牛项目中牛棚钢材从钢材市场赊账采购、牛犊先拉回场后40天银行贷款到位再付款——证实资金链实际依赖银行贷款而非公司自有资金

李某桂（第三被告人）

• 2010年：经李某杨推荐入职恒泰系公司

• 本案角色：负责线下门店运营及投资人接待

1.2 两代骗局：三个阶段的演变逻辑

第一阶段（2006—2015）："垃圾环保再生煤"

2006年徐某升假释出狱后与李某杨联手成立桂林恒泰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启动"垃圾环保再生煤"项目研发。2006年至2015年间累计投入超6000万元（据徐某升庭审供述），但该项目于2015年被拆除。关键事实：徐某升在法庭上承认，自2015年项目被拆除后，这类环保发电项目便再无实际落地建设生产。

第二阶段（2015—2018）："股权代持"概念融资

项目被拆除后，恒泰系公司长期依靠"垃圾环保再生煤""股权代持"项目的概念持续吸纳公众资金，全程缺乏实体项目支撑。徐某升在庭审中辩称拥有多项发明专利（包括"废铁发电系统"等），但多项专利申请已被驳回或失效，现有有效专利处于"保全"状态而非正常运营。

第三阶段（2018—2024）："肉牛养殖"规模化吸金

2018年起恒泰系变换模式，推出"公司+基地+农户"合作养牛模式，设计双重资金入口：

面向普通投资者：每头牛9000元"认养"，承诺定期返还牛肉并支付高额利息（年化10%-21%）

面向养殖户：每头牛缴纳2万元押金，承诺一年养殖周期后回收肉牛、返还押金并支付5000元报酬

致命陷阱：牛棚、牛犊均由养殖户自行筹资，恒泰系公司未投入任何资金。 银行行长甚至主动打电话给农户推介，以恒泰系公司担保为由帮助农户贷款参与。

2024年5月，恒泰环保与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城市管理局签订《沿河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特许经营协议》，公司年会播放所谓"港股上市"视频（恒泰大通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代码HK.I190035），工作人员公开承诺投资回报率可达47%，3至4年收回成本。

二

定性辩护：

为何检方以非吸起诉而非集资诈骗

2.1 公诉机关的定性选择

庭审中，公诉人明确回应：本案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认定集资诈骗罪，故仍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提起公诉。 这一认定对辩护策略具有重大意义——它意味着在辩护人的有力出击下，公诉机关被迫在定性上作出让步。

多名借款人、养殖户及供应商认为存在"诈骗"行为，恒泰系存在独立于非吸之外的巨额资金去向不明问题，但公诉机关明确表示：养殖户所交纳的押金及银行贷款未纳入指控的7亿余元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金额之中。

这构成了本案第一个辩护成果锚点：检察院的定性选择本身即是对辩护意见的预判采纳。

2.2 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本质界分

两罪的区分核心在于"非法占有目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2〕5号）第四条：

集资诈骗罪的认定，须以行为人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资金实际用于个人挥霍或肆意处置等客观行为推定"非法占有目的"。

辩护人可从以下路径论证：

路径一：资金流向的历史合理性（2006-2015年）

2006年至2015年间，徐某升累计向"垃圾环保再生煤"项目实际投入超6000万元（据其供述）。这一阶段资金用于真实研发，虽最终项目未能落地运营，但不能直接推定"非法占有"。辩护要点：项目失败≠诈骗，科研投入失败本身是正常的经济风险，不构成刑法上的"非法占有目的"。

路径二：银行资金的独立闭环（养牛项目）

李某杨在庭审中交代：牛棚钢材赊账采购、牛犊先拉回场后约40天等银行贷款到位再付款，饲料按月结算也来自银行贷款。这一供述印证：养牛项目的运营资金实质上来自银行信贷，而非直接来自非吸资金池。 银行通过四方协议（银行/保险公司/恒泰系/农户）介入，形成独立信贷闭环，与非吸资金池相对隔离。

路径三：7亿金额的去向存疑

三名被告人均未交代资金去向，公安机关也未提交资金流向及被告人违法所得线索。但"未交代"≠已挥霍。辩护人应申请调取全部银行流水、审计报告，核实以下关键问题：

1. 实际用于项目运营的支出比例（徐某升主张的6000万研发投入是否属实）

2. 用于偿还旧债、支付利息的金额（庞氏特征下的"刚性兑付"支出）

3. 是否存在被隐藏或转移的资产

4. 被告人个人账户与公司账户是否存在混同

三

涉案金额辩护：

申请核减的五个切入点

3.1 复投金额应予剔除

被告人及辩护律师在庭审中提出：亲友的投资金额应从指控总额中剔除，复投金额也应区分计算。 这一主张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2〕5号）第六条：对同一出借人反复吸存的，本金已收回部分不应重复计入犯罪数额

 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对"复投"采取"净流入"计算法：以投资人实际净损失为定罪量刑依据，而非以吸收总额为标准

3.2 亲友投资的边界问题

辩护人提出：被告人亲友的投资金额应从指控总额中剔除。这里的"亲友"可能指向特定范围的亲友——如果能够证明部分投资人系被告人的真实亲友而非社会不特定公众，则该部分金额不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向社会公众吸收"的要件，不应计入犯罪数额。

3.3 养殖户押金与银行贷款的独立定性

公诉人已明确表态：养殖户所交纳的押金及银行贷款未纳入指控的7亿余元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金额之中。这意味着：

1. 该部分金额属于刑事程序中的"另案处理"，不构成本案的定罪依据

2. 该部分金额对应的法律关系（养殖户/银行/恒泰系三方合同）具有相对独立性，其定性存在争议空间

辩护价值： 排除该部分金额后，实际指控金额可能低于7亿，对量刑档次（100万/500万/5000万）有直接影响。

3.4 "股权代持"模式的定性争议

部分资金以"股权代持"名义吸收，该模式是否属于"变相"吸收存款存在争议。辩护人可论证：股权代持本质上是投资人基于对项目公司的股权期待而自愿出资，与"承诺还本付息"的存款性质存在本质区别；检方若要将此类资金计入非吸金额，须证明被告人同时存在保本付息承诺。

3.5 时间起点：2009年而非更早

检察机关指控的时间范围为"2009年至2024年"，而非从2006年公司成立时起算。这意味着：

• 2006年至2009年间的资金往来被排除在指控范围之外

• 辩护人可进一步论证：2009年之前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属于行政违法而非刑事犯罪

四

主从犯辩护：

三个被告人各不相同的辩护空间

4.1 徐某升：实际控制人的辩护困境与突破口

困境： 作为实际控制人，徐某升主导资金募集与调配，是本案量刑最重的被告人。其两次诈骗前科（1989年无期、1992年15年）虽不构成累犯（已执行完毕），但在量刑时会被作为前科劣迹考量。

突破口：

第一，客观行为与"非法占有目的"的脱钩。 徐某升持续主张资金用于真实项目研发，虽项目最终失败，但不能据此直接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辩护人应申请调取全部资金流向证据，证明大量资金确实进入项目运营而非被个人挥霍。

第二，"自保融资"的合理性论证。 徐某升庭审供述：2015年后"项目被拆除没有任何收入，企业起初委托他人融资，但费用过高，后出于自保自行融资，无主动犯罪的故意"。这一说法在特定情境下具有合理性——当企业确实存在真实项目需求、且融资目的是维持项目运营而非占有资金时，"自保融资"不构成刑法上的"非法占有"。

第三，认罪认罚的量刑从宽。 如徐某升能够在审判阶段全面认罪认罚、积极退赃退赔，可适用《刑法》第27条从犯规定（本案虽主犯，但非吸罪本身有从宽空间）及两高《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争取从轻处罚。

4.2 李某杨：狱中结识的特殊从犯

角色定性： 管理财务系统并参与资金归集，在犯罪链条中处于执行层面而非决策层面。

核心辩护要点：

第一，从犯认定。 李某杨虽参与资金管理，但其参与系受徐某升指派，且系狱中结识后基于信任关系加入，不具有独立的"向社会吸收存款"的主动行为。依据《刑法》第27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应当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第二，前科的量刑影响。 李某杨1994年因抢劫罪被判15年，2009年之前已刑满释放，本案行为与前罪无关。但其前科经历可能影响法官对其"再犯可能性"的评估，辩护人应论证：前罪为财产型犯罪，本案非吸罪亦为财产型犯罪，两者性质相近，前科应作为从重情节的证据效力存疑。

第三，"被动卷入"的抗辩。 李某杨在狱中与徐某升结识，其加入公司的时间（2010年李某桂入职推荐）晚于公司成立时间（2006年），可论证其对早期（2006-2010年）部分资金行为不承担责任。

4.3 李某桂：普通员工的辩护优势

角色定性： 负责线下门店运营及投资人接待，是三名被告人中参与程度最浅、主观恶性最小的一个。

核心辩护要点：

第一，职业行为的合法性边界。 李某桂于2010年入职公司时，公司已正常运营多年，其以普通员工身份负责门店运营和投资人接待，属于正常的职业行为。如果其不明知公司行为的违法性，其行为不构成犯罪。 辩护人应论证：李某桂作为普通员工，无权接触公司核心财务数据，对资金真实去向缺乏认知渠道。

第二，主观明知的证明标准。 根据司法实践，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共犯的认定须证明行为人"明知"公司向社会吸收存款的违法性质。对于普通员工，"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标准应当严格把握，不能仅因职务行为推定明知。

第三，从犯地位与减轻处罚。 即便认定李某桂构成非吸罪共犯，其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应当认定为从犯并从轻或减轻处罚。

五

量刑辩护：

四个影响量刑的关键变量

5.1 金额区间的精准定位

非吸罪的量刑依据涉案金额分三档（《刑法》第176条 + 法释〔2022〕5号）：

7亿元远超500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门槛。辩护的核心在于争取在法定刑幅度内从轻，而非奢望突破法定刑。

5.2 前科的量刑权重

徐某升： 1989年无期徒刑+1992年15年有期徒刑 → 2005年假释。虽不构成累犯，但属于"有前科"情形。根据量刑指导意见，有前科的，综合考虑前科的性质、时间间隔长短、次数、处罚轻重等情况，可酌情从重处罚。

辩护策略： 论证前科与本案犯罪动机的本质差异。前罪为诈骗（非法占有型），本案为非吸（违规融资型），两者性质不同；且前罪距今已超过20年，徐某升出狱后有长达十余年的"正常生活期"，不能简单以历史前科推定本案的主观恶性。

李某杨： 1994年抢劫罪，刑满释放后长期无违法记录，本案发生于刑满释放20年后。根据司法实践，前罪与后罪间隔超过10年的，前科从重情节的权重显著降低。

5.3 退赃退赔与被害人谅解

案发前恒泰系仅兑付1.69亿元，4400余名投资人损失超过5亿元。退赃退赔空间极为有限，但辩护人应重点关注：

第一， 已兑付的1.69亿元应当作为从轻情节在量刑中予以考量——它证明被告人并非毫无偿付意愿，且客观上确实归还了部分资金。

第二， 被告人个人名下是否有可追缴资产（如徐某升的专利技术、李某杨的财产），应申请法院查明并纳入退赔范围。

第三， 4400余名投资人均为老年人的特殊情况，决定了本案的社会影响面极广。辩护人应避免激化矛盾，而是引导当事人积极表达赔偿意愿，争取在量刑中获得酌定从轻。

5.4 政策导向：轻罪治理与企业产权保护

2024年"两会"以来，最高检、最高法多次强调"轻罪治理"理念，对非法集资案件中的从犯、初犯、偶犯，依法从宽处理。本案发生在2024年7月，正值"民营经济31条"（《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出台后的政策背景下，对民营企业家涉嫌经济犯罪的处理，强调"少捕慎诉慎押"。

辩护人可援引的政策文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2〕5号）

《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

 最高检《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意见》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2023年7月）

六

养殖户困境：

被忽略的受害者与刑事附带民事空间

6.1 养殖户的法律困境

本案中有一个被刑事程序"边缘化"的群体——参与养牛项目的养殖户。

困境链条： 银行行长主动推介 → 恒泰系担保 → 农户贷款180万元参与 → 恒泰系崩盘 → 农户被银行起诉还贷 → 牛棚空置、贷款未还 → 农户同时背负银行贷款和债务

关键法律问题： 养殖户所交纳的押金及银行贷款未纳入本案非吸指控范围，意味着：

1. 该部分损失不计入被告人的犯罪数额（对被告人量刑有利）

2. 但养殖户的损失也无法通过本案刑事附带民事获得赔偿

3. 养殖户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时，恒泰系公司已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执行回转的可能性极低

6.2 辩护人的延伸价值

辩护人在代理本案被告人时，可以从以下角度为养殖户提供法律建议：

第一，申请将养殖户损失纳入刑事追缴范围。 论证：恒泰系公司以养牛项目名义吸收养殖户押金及银行贷款，该部分资金与非法吸存具有高度关联性，应当纳入追缴范围。

第二，对银行推介行为的过错追责。 论证：银行人员主动推介并以恒泰系公司担保为由帮助农户贷款，银行在贷款审批中存在过错，农户可另行起诉银行要求承担相应责任。

第三，刑事附带民事的独立路径。 在本案刑事判决生效后，养殖户可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恒泰系公司及被告人承担赔偿责任。

七

结语：

本案的六个辩护坐标与行业警示

坐标一：定性之争是最大战场。 公诉机关已选择以非吸而非集资诈骗起诉，辩护人应守住这一成果，并进一步论证被告人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将量刑空间锁定在非吸罪框架内。

坐标二：涉案金额有核减空间。 复投金额、亲友投资、养殖户押金、银行贷款均存在从指控总额中剔除或区分计算的可能，辩护人应逐一论证。

坐标三：主从犯区分决定量刑分水岭。 三名被告人在犯罪链条中的地位差异显著：李某桂的辩护空间最大（争取缓刑），李某杨次之，徐某升最为艰难但仍可通过退赃+认罪认罚争取从轻。

坐标四：前科不是量刑的唯一变量。 辩护人应论证前罪与本案的本质差异，避免法官简单叠加。

坐标五：退赃能力决定量刑天花板。 即便客观退赃空间有限，辩护人应引导当事人积极表达退赔意愿，争取酌定从轻。

坐标六：政策导向是隐性变量。 轻罪治理、民营经济保护、认罪认罚从宽——这些政策文件虽不直接改变法定刑，但在法官量刑的自由裁量空间内，政策因素可以发挥显著的从轻引导作用。

7.2 行业警示

本案是一个以"科技创新"和"农业现代化"为外壳的典型庞氏骗局，其覆灭路径揭示了三个核心规律：

第一，"真实项目"不等于"合法融资"。 徐某升确实在2006-2015年间投入了真实的研发资金，但不能因此否认其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吸存行为的违法性。项目真实性是民事违约的抗辩理由，但不能成为刑事免责的依据。

第二，"银行背书"是双刃剑。 本案中银行行长主动推介、恒泰系公司担保，使得大量没有风险承受能力的农户卷入其中。但银行背书改变不了融资行为的法律定性，反而暴露了金融机构在贷款审查中的失职。

第三，"老年群体"是非法集资的高危受害者。 4400余名投资参与人中多数为老年人，通过广场舞比赛、免费旅游等"亲民"活动精准营销。一旦资金崩盘，老年人承受损失的能力最弱，维权能力也最差。